《苦中作乐,活!该如此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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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二年(昭和十七年)四月三日,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。我的童年岁月,一直到初中时,家境连小康都谈不上,只能说比「穷困」稍好一些而已──毕竟是「无片瓦之家」,而且三餐少有鱼肉。

「小时候」,是一个既疏远却又亲切的名词,在人生回忆中,有其重要性,也有其不必谈论之处。正如梁启超在〈我之为童子时〉,一开笔即写出:

我所爱之童子乎!汝若不知我为谁,问汝先生及汝父兄,或能告汝,汝欲听我为童子时之故事乎?我大半忘记,所记一二,请以语汝。儿时岁月 所记一二

一九四二年(昭和十七年)四月三日,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。我的童年岁月,一直到初中时,家境连小康都谈不上,只能说比「穷困」稍好一些而已──毕竟是「无片瓦之家」,而且三餐少有鱼肉。

「小时候」,是一个既疏远却又亲切的名词,在人生回忆中,有其重要性,也有其不必谈论之处。正如梁启超在〈我之为童子时〉,一开笔即写出:

我所爱之童子乎!汝若不知我为谁,问汝先生及汝父兄,或能告汝,汝欲听我为童子时之故事乎?我大半忘记,所记一二,请以语汝。

至于我的童年生活,可说很单薄;如说「乏善可陈」,也确是实情──但自己却又常喜好回味「大时代」下的儿时苦涩岁月。

排行老八,人称老四

一九四二年〈昭和十七年,民国三十一年〉四月三日,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,是阿母的第八胎孩儿,但是家人称呼却是「老四」──从第八成了第四,是有缘故的。因为长男永发、老三永盛、老六永兴夭折,老五永传过继给大伯,第六胎是长女秀卿,所以兄弟排次因而重整;老二永德成了老大、老四永昌成了老二、老七永昭居老三、我跃居老四、第五永泰、老幺永旭,最后是小妹云卿。

食指浩繁,一家人靠着经营杂货维持生计,我的童年,自然堪以贫困形容。

二哥永昌后来不幸于二十九岁车祸身亡,略懂命理的老大永德以姓名学推论说永昌早逝,和永发、永盛、永兴三位「无缘兄弟」一样,是因名字取得太旺,发、盛、兴、昌;加予「永」的久长期求,天所不容也。

我出生于已被捲进战火下的台湾,彼时日军在华南、南洋的侵略战争,败象已露,我出生的前两天,台湾总督府正式实施「陆军特别志愿兵制」,将台湾青年大量投入战场。四岁那年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于是我有三年七个月的「日本时代」,生为日本籍的台湾人–那时的烽火岁月、生活点滴,我都是日后从长辈口中才得知。殖民当局为了支援前线,徵收金属物质、实施配给制度,每个家庭要维持起码限度的温饱都很难。

我一岁时,因战时卫生条件不良,全岛发生「天狗热」〈登革热〉,疫情严重,还好全家无事。二岁时接受种痘,这是日本政府对我做的唯一「社会福利」,彼时烽火连天,有此医疗照顾,算是难得。天花〈痘疮〉在日据初期施虐全台,行种牛痘预防天花,是殖民政府推行的卫生政策。我目前收藏有关自己的证物,即是由台北市尹〈市长〉藤村宽太所发的「第一期种痘济证」──依官方规定,假如警察要查看这份证件,却拿不出来的话,必须重罚十圆。

有人好奇地问我:「怎幺可能将年纪那幺小时的证明文件保存完好至今? 是否父母帮你存留下来?」 我只得笑着回话:「 我们兄弟姊妹, 就剩下这幺一张。」记得我是在小学时, 从抽屉中发现这张自己成长的纪录, 而自行将它夹在书中,不然, 可能就被当废弃物清掉了。

歹育饲,认邻居做「契父」

不安定的时代,战火中出生的小孩,营养自然不良,父母为我体弱多病「活不下来」而忧心不已。依台湾传统习俗,「歹育饲」〈难以养育〉的孩子,需以「契子」身分,才能躲过劫数,有的是求神明「收养」,拜请城隍爷或土地公等神明收做契子,以求保佑;有的则请亲戚或邻居做「契父」,避开邪魔纠缠。身弱多病的我,由阿母央求隔壁邻居开洗衣店的谢溪田,收为「契子」。

我和田叔、田婶来往不多,仅只是以「契子」身分,每年过年被谢家邀去做客,而且必给我一个红包贺岁;我入伍前,每一年必然会出席正月二日谢家晚餐,象徵我是谢家的一份子。后来,我觉得吃那顿晚餐,很不自在,就藉故不去了。

田叔、田婶过世时,谢家的讣闻,也都将我列为家族一份子,以「义子」名义列名。

田叔被街坊邻居称为「洗衫田仔」,这是因他从事的行业而得名。记忆中,我从来没有跟他交谈过一句话;田婶则不仅关心我,也帮我阿母照料不少家务事。阿母多产,生了一堆子女,又需要照顾家里的生意,天天忙得不可开交,甚至坐月子都得下床洗衣,田婶和租住楼上的丽英婶都会分身帮阿母的忙。田婶记忆力惊人,我们兄弟姊妹的农曆生日,阿母无法记得的,问她就清楚。

「分食」是台湾敦亲睦邻的优良传统习俗,「好东西与人共享」的观念,使「食」成为感情交融的媒介。

夏天,阿母煮了一锅绿豆汤,冰凉后,吃了可以消暑降火,她总不忘要我们端一大碗送给田家分享;每逢祖先「做忌」,不论是「生日忌」或「死亡忌」,阿母必添加几道「盛馔」祭拜,拜完后,用大碗公盛着满满米粉炒,再将白斩鸡、鸡卷、五花肉等铺在上头,送到谢家。田婶收下后,也会将我家的大碗公改盛满满的白米回赠,还不忘嘱咐我要跟阿母说声「多谢」。谢家也不遑多让,礼数往来是必然的,我家也会收到田婶亲手做的好菜;阿母也不忘归还容器时,装满白米。

「分食」这种习俗,今日蕩然无存。现在的公寓大楼,对门的人都不相往来,更不要说楼顶楼下住何许人了。有句选举口号「阿母招阿爸,楼顶招楼下」,一起去投给某某候选人,实在有够讽刺。吃人一口,还人一斗;有一口之恩,一粒米饭之情,不能以「一斗」回报,总需「意思」回报吧!

童年岁月,时代记忆

童年岁月,经过美机轰炸、光复、二二八等历史事件,某些时代场景大都是靠父老的言谈,始能保留微小印象。等到中央政府迁台时,我已进了国民小学,开始懂事,因此日后读史,才有「时代见证人」的感觉。

二二八事件发生时,我才六岁,不懂世事,但某些场景印象,记忆犹存。大哥永德、二哥永昌因曾在空军松山机场当临时雇员,被视为「中国兵」,而险些成了「台湾人」追打的对象。

大哥拥有一把日本军刀,那是他的台北二中〈今成功高中〉日本老师被遣送返日时,赠送给他的纪念品;日据时代,教师都领有佩刀,表示尊严与权力。由于清乡行动展开时,「家藏武器一律视为图谋不轨」,是犯死罪的,大哥深怕惹事,将佩刀暗藏在面对李春生纪念教堂前庭的大榕树下,不料邻近有位小朋友大嘴巴,不断地嚷叫:「教堂有人埋东西!」迫使大哥不得不连夜挖出,而后丢入淡水河中。

我家楼上的承租户是一位空军军官王恆德,他是外省籍,好一段期间,恐招惹麻烦而足不出户,他的妻舅带了两个友人,躲在我家屋顶上的小平台,自囚了好几天。没人想知道避难的原因,大家的心情低迷得很,阿爸一句话也不吭,他知道这是窝藏「人犯」,被当局查获,是「知匪不报」,大罪难免;但是患难与共,自然予以庇护。

我家住于港町中段,南端也就是街尾的文山茶行,负责人王添灯为二二八事件关键人物之一──他当时是省参议员,被推举担任「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」宣传组长,这位谔谔直言的民意代表,最后惨遭不测。王添灯被追拿时,港町进驻了不少阿兵哥,每人都荷枪实弹,穿梭街头巷尾,我们兄弟被父母警告不得哭闹,店铺自然关门闩户。王添灯被捕后,据说是被宪兵第四团给淋洒汽油,纵火焚身而死。

清乡行动中,台北大桥处决了不少人,大哥偷偷跑去看。他回来说,淡水河水都染红了。

小学上学途中,我不是走河堤,就是迪化街和延平北路择一而行,印象中位于延平北路和南京西路口,偶会见到有人指着法主公庙附近说:「就是这里啦!」话刚说完,见后方有人靠近,马上鸟兽散──所谓「这里」,当然说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原爆点,缉查私烟的发生地点。

这些二二八事件「小故事」,在我成长过程中,偶尔会被提及。

七岁那年,阿爸带我参观台湾光复三週年的台湾省博览会,至今记忆仍然鲜活,那次是坐着三轮车进城,去「城内」看热闹。我第一次进了「台湾最高的建筑物」介寿馆,这座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府,曾被轰炸而毁损部分,经修复后做为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纪念建筑物,乃有「介寿馆」之名。当时到底上了第几层楼,我印象有限,不过对于会场上「森林馆」所展示的林业成果,我兴趣十足──电动的登山小火车模型,载着成捆如铅笔粗的样本木材,在轨道上来往绕着飞奔,小模型有高山、隧道、森林、涧谷,十分壮观,还会发出「呜-呜-」的声响,这种「电动玩具」,在我幼小心灵,绝对是了不得的科技作品。

八岁,中央政府迁台。前一年我进去参观的介寿馆,变身为中华民国总统府,连行政院也挤进了这栋大楼──因为现今位于中山北路和忠孝西路口的行政院大厦,已先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进驻,后改称台湾省政府,它原来是日据时代的「台北市政府」。

公共卫生品质恶劣的年代,正是台湾经济贫困的时期。我们家一如大多数台湾人的家庭,没有浴室设备;一桶水擦身,就算洗了一趟澡,一个星期能去一次公共浴池沖热水澡,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贵德街有家「清水池」公共浴池,离我家只要一分钟就可以走到,但是,花钱洗澡是额外的负担,去清水池路途显得遥远。

国小生活,点滴回忆

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,不仅官署严重不足,连学校的教室也不够。从大陆撤退来台的军民,号称「百万」,一个小台湾要容纳大中国不甘接受共产党统治的「爱国志士」,必然是以小容大的沉重负担,甚至还要扛起「反攻大陆、解放同胞」的以小搏大的神圣使命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,理所当然。

国民学校的男生头生顽癣、女生髮有头蝨,是那个年代普遍的现象。记得班上超过八成的同学有砂眼,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帮助学童双眼不致严重到失明,援助眼药膏。不过每个班级分配有限,往往一条眼药膏,排队一个挨一个,接受老师拨开眼皮、挤出黄澄澄药膏往眼睛一抹──一条眼药膏点了全班同学,今日视之,不可思议。

手帕、卫生纸、口罩,是学校晨间检查必要受检的三样东西,比课本、作业来得重要,忘了其中一项,就得挨打手心。

体罚,是家常便饭,轻重而已;集体处罚,绝不希罕,「操场跑十圈」、「百公尺跑道来往青蛙跳」……,一人犯错,大家受灾。班上有好几个顽劣份子,时常出事,家长到学校来,不是交代老师处罚要「準节」〈有分寸〉,而是要求放手修理、严厉体罚,如此,孩子才会怕、才能听话。

我被老师打手心,不是没有,但非因顽皮,而是考卷发下来,以打几下来补足达到满分;考了九十五分,五个手心处罚是少不得的。「教不严,师之惰」,锺老师如此严厉,大概是以我们这几个「好学生」,做为激励其他同学的方法–他们考了七、八十分,一个手心也不必被打。

恶补,是必然的。下课回到家已是六点,七点就得赶到「六馆街」〈今南京西路底〉进行补习,地点是台北仁济医院院长张暮年的家,他的幺儿张忠雄是我们的同班同学。补习,是课外的进修,自然要缴额外费用,数字多少,我不知道,因为我是免费的──锺老师不好意思向我要,我是清寒学生。

太平永乐,对望较劲

课外补习,是竞争激烈的升学主义造就的现象,我们学校如此,其他学校也不遑多让,各校多在比考上「三中」──建中、成功、附中三所名校的人数多寡,以争取校誉。

大稻埕的学校不少,延平北路近大桥头的太平国小和永乐国小,隔着延平北路对望,两校原为一体。一八九八年,「大稻埕公学校」创立;一九○九年因开闢「太平通」〈今延平北路〉,校地分东、西畔校区;一九二二年,改称「太平公学校」;西畔校区于一九三○年拨予新成立的「永乐公学校」。永乐国小的学生以迪化街子弟为多;而太平国小接纳的学生大多数是延平北路的小孩。

太平、永乐,早年结怨颇深,应是受到野球〈棒球〉比赛和升学竞争的缘故。在一九六八年红叶少棒队击败日本和歌山队受瞩目之前,台北市国民学校的小学少棒比赛,已是全民运动,疯「野球」行之有年。记得小学「永乐野球队」勇夺冠军游街时,商家都会放鞭炮庆祝,我们也会高唱应援歌:「啦啦啦啦,凯旋归;永乐、永乐,我们永乐……。」

我的母校永乐国小,校徽是一对凤凰环抱「永」字,所以被称为「两只鸟」,以前味全食品公司的商标模仿永乐校徽,后来日本设计师大智浩才将其改为代表五种味觉的五圆体。太平原是「和尚学校」,全校男生;而前称大稻埕女子公学校的蓬莱国民学校,则专收女生,是大稻埕所谓「太平公,蓬莱妈」的缘由。我的母校则男女皆收,阴阳调和。

太平、永乐,两校纷争校誉,学生互抢风头,难免成了「世仇」,两校学生虽然不干架,但对呛互讽常有所闻–太平学生对着永乐同学叫着:「太平一枝枪,永乐漏屎症。」永乐学生也忍不住气,对太平同学叫骂道:「永乐一只鸟,太平死了了。」我的家庭成员,各有母校为太平、永乐,因认知都是系出同源的「大稻埕公学校」,所以从不争论太平好或是永乐佳。

阿爸庄锡吉是「大稻埕公学校」的毕业生;大哥永德念的时候已是「太平公学校」;二哥以下,我们分发的都是「永乐国小」。

太平和永乐在升初中的升学竞争中,考进省中的人数各有胜负;我毕业的那一届,考进省立初中的人数赢了太平,乡里传为佳话。

太平国小比中华民国建国历史还要早上十四年,历史悠久,杰出校友不少,「台湾第一位雕塑家」黄土水就是让该校引以为傲的毕业生,其他如民进党第一任党主席江鹏坚等也是太平的学生;和我相识的作家东方白、谢里法〈也是画家、美术史研究者〉、林文义都是太平校友。

我是永乐国小毕业的,常以玩笑口吻说,永乐没有太平那幺多的杰出校友,但有两位杰出老师,值得一提,一是创作〈造飞机〉儿歌的音乐老师吴开芽;另一位是画出大婶婆、阿三哥等漫画人物的美术老师刘兴钦。小学的绘画课很没趣,美术老师将蜡果和瓶子放置于一块花布上,摆在讲桌,要我们先勾勒轮廓,再上蜡笔或水彩加色,几堂课画完老师打分数后,再调整蜡果、水瓶的位置,换了张纸继续画,从不讲构图、光影、色彩……等课题。五、六年级后,绘画课就被导师「借」走了,改上跟升学有关的「本科」.毕竟联招是不考副科的,所以我对美术老师一点印象都没有,倒是低年级的刘兴钦老师,经常有同学谈论他,彼时在报纸、杂誌都可以看到他发表的漫画──起初,他不用本名,而是用「象鼻子」做笔名。

六年的永乐国小生活,记忆还是有限,「吾校永乐,立在稻江……」这首校歌,一甲子后,我仍然可以整首唱出,没有失忆,能如大师梁启超所言,「所记一二」,颇感欣慰。

美援挹注,苦中作乐

解救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,此等神圣使命,从小就被培养;反共之余,亲美也成了「基本教材」。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,让台湾得以苟安,不惧对岸威者,开始「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育」的建设,「中美合作」的产品比比皆是;一个净重二十二公斤的美援麵粉袋,比一个净重一百公斤的砂糖麻布袋,来得更为重要,麵粉袋可以废物利用做内衣、内裤,一条内裤不仅有净重的标示,有的还有「中美」、「合作」字样,分留于臀部两旁,没有人认为不雅,毕竟多数人皆是如此穿着。

大量美援挹注,童年岁月也感受到一些泽润。「美国货」就是一等货色,即便是二手货、二流品,只要能享用到,身价就不同了。

吃不好、穿不暖的日子,小时候是不会有感觉的,而今才有那种日子究竟是怎幺熬、如何忍的回想。烙印心中的童年岁月,没有惆怅于心,毕竟每个记忆是苦中有乐,涩里有甘。

「生活品味高,生活品质低。」会成为我的口头禅,是因童年苦涩日子,没有在记忆的轨迹中放空,「吃苦若吃补」的牺牲享受使我活得自在、过得自如,正因为我走过台湾脱胎换骨的年代,和台湾一起打拚,跟台湾一起成长!
书名:活!该如此:庄永明七十自述
作者: 庄永明
出版社:远流

《苦中作乐,活!该如此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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